【南方能源观察】eo圆桌 | 化被动为主动，能源消费侧变革如何激活？

eo记者 刘文慧

编辑 陈仪方

审核 姜黎

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我国能源供给结构实现深度优化。然而，与供给侧的快速变革相比，能源消费侧变革相对缓慢。

当前，我国正处于“十五五”规划开局的关键节点，同时也迎来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的重大政策转型期。在此背景下，《》杂志社发起2026年第一期eo圆桌，来自学界、产业界与政策研究领域的多位顶尖专家共聚中国人民大学，探讨能源消费革命的实施路径与所面临挑战。

全球能源转型的实践历程充分证明，能源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绝非单一的供给侧改革，而是供给与需求双侧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国际能源署（IEA）关于能源效率的研究显示，在IEA实现2050年能源部门净零排放的情景路径中，加快能效提升可在2030年前实现超过三分之二的石油需求下降以及约一半的天然气需求下降。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主任白泉表示，结合我国国情，降低能源活动的碳排放可概括为三种路径：一是通过节能与提高能效实现降碳；二是通过能源结构调整替代化石能源；三是通过CCUS等技术弥补难以消除的碳排放。

“三个途径中，节能降碳是近期的最优选择，也是长期的重要任务。”

他分析，未来能源结构将逐步由化石能源主体转向风电、光伏、水电、核电和生物质能为主的多元化体系；消费侧也将由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电力为核心的用能方式。然而，即便可再生能源占主体，节能与提高能效仍然至关重要。原因在于：一是可再生能源对土地与空间资源占用大；二是关键矿产依赖进口存在供应风险；三是盲目、低效用电会增加电力系统平衡难度；四是低效用能甚至浪费能源会使能源转型综合成本居高不下。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催生了算力中心、数据中心、5G基站等一系列新型能源负荷。与传统工业、建筑、交通负荷相比，算力中心等新型负荷呈现出“高耗能、高波动、高互动”的典型特征，其用电规模大、负荷波动频繁、对电力系统稳定性要求更高，推动我国能源需求侧结构进入前所未有的“加速重构期”。

世纪互联集团高级副总裁刘沅昆表示，算力中心（AIDC）是电力系统中的“超级变量”，其负荷特征与传统负荷显著不同。与工业、商业等传统负荷相比较，算力需求的趋势变化不确定性高、增速快。保守估计，预计到2030年，算力相关用电可能占全社会用电的8%—10%。他认为，传统电力系统的“线性供给”与智算中心电力的“指数需求”之间不匹配，正在逐步显现。

从电网角度看，传统电网规划更多基于线性增长逻辑，例如按年度负荷增长配置变电站容量和线路间隔资源，但当前算力需求已经呈现出指数式爆发。“超级算力基地未来用电可能会达到10GW量级，相当于半个北京市负荷规模。算力中心即将也必须成为参与电网系统调节和消费结构优化的主体。”刘沅昆介绍说。

新型负荷的快速崛起，既为能源消费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也给电力系统平衡、能源效率提升、碳减排推进带来了全新挑战，进一步凸显了能源消费革命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南方电网公司政策研究部总经理魏俊杰表示，当前所说的“能源消费革命”，其内涵与一般意义上的需求扩张有所不同，其核心矛盾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新能源发展所带来的系统性变化上。“新能源的大规模接入改变了系统运行方式，并快速发展，使各方应对压力增加，因此有必要推动多方参与，深入研究解决路径。”

随着能源转型进入深水区，单一的供给侧政策已无法满足双碳目标与能源高质量发展要求，政策设计正式从“供给侧主导”迈入“需求侧激励”的全新阶段，更加注重通过政策引导、市场机制激发消费侧主动节能、绿色用能的内生动力，构建供需双侧协同的政策体系。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总法律顾问、合规官张巧玲介绍，随着绿色低碳能源加快发展，电力市场功能不断拓展，从单一能量属性向多元化环境属性延伸。以绿证绿电为代表的绿色市场建设，核心是将绿色能源环境友好价值转化为标准化、市场化的绿色能源产品。

从实践看，全国风电、光伏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超两成。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平台2025年绿电绿证交易超4500亿千瓦时，消费主体与交易规模均数倍增长，既满足绿色用能、绿色贸易需求，又通过市场化价格传导，推动新能源产业价值跃升与规模拓展，引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作用持续凸显。

“我国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国际认可度与市场公信力显著提升，市场需求有序释放，为绿证价格和市场平稳提供坚实支撑。”张巧玲分析，活跃的绿电绿证市场，不只体现在交易规模快速增长，更体现在全民绿色消费理念普及提升。绿证购买便捷、减排核算精准，相较于其他减排产品更具成本优势，是全民可参与的绿色实践，普通家庭每年多支出5—15元即可实现全绿电消费。

相比电能量市场或容量市场，绿色电力市场是当前对新能源最具支持作用的机制之一。不过，绿电市场仍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敏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分析问题本质：“长期来看，相较于其他商品市场，电力市场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类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第三方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通过价格机制得到反映。电力市场中的第一类外部性，是火电生产过程中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所带来的负外部性。这些排放会对社会造成环境和健康损害，但在缺乏政策干预的情况下，火电厂通常无需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第二类外部性则源于电力系统本身的物理特性，即电力供给与需求必须实时平衡。当在系统中存在风电和光伏等波动性较强的电源时，这类电源带来的平衡成本和调节压力往往需要由整个电力系统承担，而不会完全体现在其自身的发电成本之中。”电力市场的政策设计，包括碳市场、绿证制度、可再生能源配额、容量电价、调峰补偿机制等，本质上都是围绕着解决这两个外部性问题展开。 

应对外部性问题，政策工具大体可以分为价格型工具和行政管制型工具。价格型政策包括税收、补贴和碳交易市场，其核心在于通过对外部性商品或行为进行定价，将外部性“内部化”，从而把原本未被市场价格反映的社会成本或社会收益纳入市场主体的决策之中。理论上，电力市场的最优政策应针对两类外部性问题分别定价：对火电征收污染税和碳税；对风电、光伏等波动性电源征收其所带来的系统平衡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无需再对风电和光伏提供额外补贴。“但在现实中，部门利益以及政治可行性等因素，往往限制了最优价格型方案的实施。因此，现实政策通常更多依赖于对风电和光伏发电的补贴，并辅之以行政管制的‘次优选择’，例如新能源配额制、强制并网以及优先调度等。”他表示。

如何激发绿色能源消费需求，是推动市场良性发展的关键。

魏俊杰认为，促进消费，一是要有真实需求；二是要有利益驱动。没有需求无法消费，而缺乏明确利益机制，政策引导难以奏效。这本质上是利益分配问题：在合理制度下，个体行为可实现整体效率提升。因此，需要通过机制设计，让各参与方在体系中找到自身利益，从而形成正向激励。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产业经济系系主任张钟文表示，推动绿色转型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在于激励机制。他结合对家庭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重点从家庭能源消耗和节能减排政策角度探讨绿色消费激励。其研究显示，过去政策更多集中在供给端，而当前趋势逐渐向需求侧倾斜，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例如绿色消费补贴可以拉动节能产品购买，实现需求侧激励。“需求侧补贴是有效的，但政策有必要进行结构化和差异化设计，配套供给侧措施不可缺。”

促进能源消费革命的机制设计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多主体的系统工程，并非单一政策、单一机制的优化调整，而是涵盖碳管控、绿电市场、电力价格、金融支持、行业管理等多个维度的制度体系重构。当前，我国能源消费相关政策机制仍处于过渡完善阶段，各类制度之间的衔接不畅、协同不足、落地难等问题，成为制约能源消费革命推进的突出瓶颈，如何破解这些难点，是专家们探讨的核心议题。

白泉指出，我国已构建起“五个层面”的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包括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和产品碳足迹。该体系是在原有节能管理制度基础上拓展形成的，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需结合新形势、新要求持续完善，包括厘清部门职责、强化建筑与交通管理、加强企业碳市场与地方考核衔接、完善项目与产品碳评价体系等。此外，当前绿色金融、价格机制、碳市场与绿证体系尚处起步阶段，对企业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大。

他建议，政策制定部门需要在财政、价格、金融与标准体系等方面协同发力，形成系统性政策框架，使节能降碳从“被动约束”转向“主动选择”。

张巧玲认为，要推动绿电更广范围应用，形成可持续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还亟需加快建立绿电消费认证机制，深化绿证与碳市场在价格、核算、机制方面衔接，提升绿电用户与产品市场辨识度、竞争力，构建需求牵引供给的良性循环。

王敏进一步聚焦谈“碳双控”制度与碳市场之间的衔接问题。他表示，碳排放双控制度本质上是行政管制政策，即政府通过设定区域和行业的碳排放总量与强度限值，实现碳减排目标；而碳市场则是价格型政策，即在政府分配碳配额之后，由企业通过市场交易形成碳价，并通过碳价信号引导企业的减排行为。相较于以行政约束为主的碳双控制度，碳市场作为一种市场化减排机制，通常更有利于实现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减排。

“如果两套制度并行运行，但缺乏有效整合，可能出现重复管控问题——企业既要完成碳排放双控的行政指标，又要参与碳市场交易并承担相应减排责任，这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也会降低政策效率。”他说，推动两套制度的统筹衔接和整合融合是未来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可以逐步将分配到企业的碳排放双控行政约束指标转化为其参与碳市场交易的初始配额，并允许企业通过碳市场交易来完成双控目标。这样就能够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区域和行业的碳减排目标，同时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减排效率。这事实上就是在碳排放双控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交易机制，允许企业通过市场交易完成减排约束；而这种安排本质上就是一种建立在总量控制基础上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此外，能源消费侧的绿色转型涉及企业投资、技术改造、用能结构调整等多个环节，成本问题是制约市场主体参与的核心因素。激励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绿色转型的收益无法有效转化为市场主体的经济收益，进一步加剧了“转型成本高、收益不明确”的困境。

刘沅昆表示，当前的电力系统是传统火电体系与新能源加储能体系两套体系在并行运行，势必导致整个系统的运行成本上升、结构不匹配，这是能源转型过渡阶段的现象。通过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完善市场机制，能够有效优化终端用户的用能成本，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他表示，算力中心行业已经在主动拥抱绿色发展，并以电网友好作为重要能力建设。在美国，Emerald AI公司正在以软件定义能源，将AI数据中心从电网“负担”转变为“灵活资产”，破解算力与能源的协同瓶颈。谷歌、特斯拉牵头成立了Utilize联盟，利用储能与虚拟电厂技术，盘活电网闲置容量，降低电价并支撑AI算力增长，避免数据中心建设成本转嫁给普通用户。

“在中国，我们的算力中心从业者也在做着不亚于西方的能源创新探索。国力之争背后是算力之争，算力之争的背后，则是能源创新的比拼。在中国，我们希望由AIDC输出的智能可以带动千行百业效率的提升，一起带动全社会更积极参与能源消费革命，为节能降耗作出贡献。”刘沅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