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能源观察】eo圆桌 |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周期，金融投什么、怎么投？

eo记者 韩晓彤

编辑 姜黎

审核 黄燕华

2026年4月26日下午，《》杂志社与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联合举办eo圆桌“金融赋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远景科技集团和投资机构的嘉宾围绕能源投资逻辑、投资趋势、碳市场及企业出海金融配套等话题展开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刘亚东在致辞时介绍，能源行业具有重资产、长周期、高投入等鲜明特征，无论是牵引前沿能源技术实现产业化，还是推动新型电力系统落地，都离不开长期稳定且高度适配的金融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影响了能源转型的速度和可持续性。

南方电网公司政策研究部总经理魏俊杰表示，金融是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支撑，是实现电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希望进一步加强与金融机构、高校和产业界的交流合作，共同探讨金融支持能源转型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路径。

与会者普遍认为，随着能源转型进入深水区，金融支持正从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机制适配。金融不只是提供资金，更在重塑能源产业的资源配置、风险定价与发展节奏。

投资需尊重金融规律和产业规律

谈及当前能源领域投资逻辑，多位与会嘉宾的一个共同判断是：最需要防范的，不是缺少资本，而是资本与产业阶段、金融工具与风险收益之间的错配。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沈思玮从制度和金融模式角度强调，金融赋能能源产业，要坚持理性原则。在他看来，所谓理性，首先是“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其次要把“政产学研金介服用”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来看，避免某一环节被过度放大；再次是任何科技创新金融工具都必须服从风险收益匹配和制度边界。

他提醒，许多看起来适合科技创新的金融工具，未必有效。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为例，问题不在于账面上有没有抵押品，而在于一旦违约，知识产权能否真正变现。科技保险同样如此，如果研发失败本身是高概率事件，那么相应保费必然会很高，企业未必愿意买，保险机构也未必愿意保。沈思玮表示，金融的本质不只是投钱，而是机制安排。“若脱离金融规律来谈赋能，一些工具很可能‘今日之蜜糖，明日之砒霜’。”

他进一步指出，不同创新阶段需要匹配不同资本。孕育期更适合天使投资，初创期适合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成长阶段可借助股权市场，成熟阶段更多依赖主板和债务融资。当前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是，一些原本应由早期资本承担的风险，正在被更后端的资本市场承接，这种阶段错位容易带来泡沫和效率损失。

在能源电力领域，很多创新更偏向工程型和产业型创新，因此，我国宜适借鉴德国模式，更加注重产业政策、科研体系、金融支持与实体制造能力之间的协同，通过发展耐心资本、长期资本和协调型金融机制，更好服务技术迭代、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

一位来自头部投资银行的与会嘉宾则从资本市场实操层面指出，金融工具最终都要服务实体经济。股权融资本质是“最贵”的融资方式，因为企业获得资金的代价是让渡权益，因此更适合难以获得传统信贷支持的高风险科技企业，或者是已经进入大规模扩张期、资本开支庞大、资产负债率承压，但发展空间明确的企业。

他以某大型储能运营企业上市和某海外老牌变压器组件企业坚持不上市为例表示，资本市场对能源企业的意义，并非简单的“给钱”和为企业实力背书，而是服务实际，在巨额资本开支和财务杠杆约束之间提供平衡。对重资产、长周期行业而言，权益融资的重要作用是优化资本结构，为后续项目建设腾出空间。

在他看来，能源领域投融资的核心问题是“定价”。无论是并购、股权融资、绿色资产交易，还是保险设计，本质上都绕不开对未来现金流、风险和成长性的判断。新能源和新型电力系统相关企业的难点在于，其商业模式和收入形成机制往往比传统能源和电力系统更复杂，需要把技术逻辑、市场逻辑和商业逻辑讲清楚，才能被资本市场接受。“只有产业逻辑和资本逻辑真正统一，金融赋能才不会异化为短期逐利。”

金融要和技术、场景、产业深度结合

来自产业一线的嘉宾分享进一步表明，金融能否真正赋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关键在于是否能与真实场景、真实技术路线和真实产业需求形成协同。

南网产融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业豪介绍，南方电网围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化“科技+产业+金融”实践，着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焦“三投联动”（投研强认知、投资赋动能、投行建生态），综合运用股、债、保、智等工具，构建了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融结合“12345”服务模式。

丁业豪认为，金融赋能产业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资金，更在于通过“基金探路、直投深耕、产业运营”等方式，支持科技企业的孵化、成长、治理和产业协同全过程，实现风险容忍度、产业话语权、战略整合需要的全方位匹配，逐步构建起互利共生、开放协同的能源金融生态体系。

远景能源副总裁、远景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孙捷认为，当前新能源行业已经不再只是比拼设备制造和项目开发，而是进入了系统方案竞争阶段。无论是零碳园区、绿电直连，还是绿色算力中心，其本质都不是单一项目逻辑，而是新型电力系统与产业组织方式的重构。

孙捷表示，零碳园区、绿电直连等项目往往有较强的前期资本开支需求，包括新能源电源建设、专线配套、储能配置、系统调控、负荷响应等多个环节，不是企业仅靠现金流就能轻松完成。因此，银行、产业基金等金融机构是否愿意理解这类新模式，并提供与之适配的融资安排，变得至关重要。“金融支持此类项目，也需要看懂项目不是‘简单建一个绿电项目’，而是要支持一整套新型电力系统能力建设。”

比如，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等地，很多合金冶炼项目积极采用绿电直连模式，而且绿电比例往往要求达到70%以上。这意味着企业、技术方案提供方和金融资本必须同时进场，缺一不可。据孙捷介绍，远景在海外获得过由国际银团提供的与可持续绩效挂钩的绿色银团贷款。银行根据企业在碳足迹、减排绩效等方面的表现设定基准线，如果企业达标，则下一周期下调融资利率。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助理教授潘冬阳建议，国内金融机构也应探索更多与减排绩效挂钩的金融工具，让企业低碳表现能够转化为融资成本优势。

储能和电力设备出海正成为焦点

从行业研究和资本市场关注方向看，新能源行业正经历从高增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切换。尽管部分赛道面临产能过剩和盈利压力，但能源转型这一底层逻辑并未改变。

会上有观点认为，判断赛道前景不能只看短期盈利，更应看渗透率和中长期需求空间。风电、光伏以及新能源汽车相关板块的渗透率已相对较高，而储能与电力设备出海仍处在更低渗透率阶段，因此更值得关注。进入“十五五”，储能、源网荷储一体化、绿电直供以及绿氢、绿醇等新方向，都有望成为下一阶段政策与市场发力重点。

其中储能被明确视为最具中期机会的赛道，原因在于储能同时承接三重需求，一是高比例新能源并网后的消纳需求，二是AI快速发展带来的电力系统灵活性需求，三是国际地缘冲突背景下各国对能源安全、电力韧性和调节能力的需求。

除储能外，电力设备出海也被视为未来三到五年的重点方向。全球范围内新能源接入、电网升级和数据中心扩张正在同步发生，这将持续拉动变压器、HVDC（高压直流输电）、配电设备、备用电源等需求。2025年以来，AI带来的新增电力需求正在成为全球能源投资的重要新变量。数据中心扩张不仅直接拉动电力设备，也将反向带动风电、光伏、储能和电网投资，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新的场景和市场。

碳金融：对企业而言，首先是风控问题

“未来5至10年，中国绿色金融将从‘规模扩张’逐步走向‘精装修’，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绿色金融将从支持纯绿色项目，进一步扩展到支持‘由棕转绿’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转型金融’。”潘冬阳说。同时，碳市场、环境权益市场、气候风险管理和跨境绿色合作的重要性都将上升。

多位嘉宾围绕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和企业低碳转型的成本展开讨论，会议也进一步将视角延伸至碳市场机制。其中，对于碳市场的定位，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首席咨询官、碳中和行动联盟秘书长刘亮给出的判断是，现阶段对企业而言，碳市场首先不是融资问题，而是风控问题。

刘亮介绍，碳市场正在快速从政策试点型市场转向制度型市场。随着相关法规、考核机制和治理责任逐步明确，碳排放履约已经不只是企业内部事务，而越来越成为影响经营合规和地方治理考核的现实变量。

碳价正在成为企业必须重视的经营变量。碳资产管理能力也正在成为能源企业新的经营能力。企业实际上已经在承担越来越多显性和隐性的碳成本，包括碳核查、碳足迹核算、履约管理，以及面向欧盟CBAM等国际规则的出口合规成本。刘亮特别强调，企业不能再把碳市场理解为“未来能不能多赚一点钱”的问题，而要首先把它视作合规风险和经营风险。随着处罚力度加大，不履约、不合规的成本已经显著上升。例如，已有企业因未按要求足额履约受到高额处罚；欧洲也曾出现企业在碳价较低时出售配额、后续因碳价上涨难以回补，从而对经营造成较大冲击的案例。

与此同时，由于围绕碳配额规范金融工具又相对不足，交易违约风险也在上升。未来若能有正规金融机构以合规方式参与市场，将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提升市场规范性。

潘冬阳则认为，碳市场的本质在于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并推动减排投资，如果过早、过度引入复杂金融衍生品，可能削弱其作为价格信号和引导长期投资的功能。

出海的金融配套：从项目融资走向全周期服务

随着中国能源企业加快“走出去”，金融如何提供更有效的跨境支持，成为会议讨论的另一重点。

在潘冬阳看来，当前中国新能源产业面临国内竞争加剧和部分赛道“内卷”压力，传统能源行业则面临高碳资产约束趋严问题。在此背景下，走向全球南方，将成为中国能源企业未来的重要增量空间。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电力需求增长快，但发电能力、电网设施、储能系统和本地长期资本都较为不足；同时这些国家又拥有较好的风、光资源，新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

他认为，中国企业具备技术、成本和供应链优势，但金融支撑还不够完善，主要体现在融资成本高、汇率和外汇流动性风险大、政治和制度风险突出，以及私人资本参与不足而央国企在高风险市场又不够灵活。

基于此，潘冬阳提出，金融支持出海不能只停留在项目建设期贷款，而应提供覆盖前期开发、建设、运营和退出的全周期服务；同时要更加充分利用多边开发银行、东道国本地金融机构和中资银行海外网络，以提高出海项目的综合融资能力。